来源：澎湃新闻
原标题：独居老人、合租“打工人”和物业“大侠”
在“疫”中
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冯茵伦吴佳颖实习生李明芝
自从浦东封控，我变得每天操心粮食蔬菜，也重新认识了同住一栋楼的邻居们。
之前，底楼时不时有钢琴声，有时弹得很好，有时磕磕绊绊的，我还觉得不可理解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一户住着钢琴教师，封控之前会在家里教不同的孩子。现在，她在组织小区居民团购牛肉。
二楼一户人家，男主人总是清早出门，摩托车后座上固定一个巨大的筐。疫情开始，我才发现他是附近做小生意的商贩，还有个买卖蔬菜的弟弟；最近，我们有青菜、苋菜和韭菜可选。
我家一度快没任何“肉蛋奶”了，于是，我咬牙找一个认识的快递员，一气买回二十多斤猪肉和鸡肉，在楼群里转卖。我们和邻居们算钱，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上门的大爷显得更不好意思。他反复问，“我还有一点油麦菜，你们要不拿一点？”
一时一刻，一座城里，几乎所有人是一个境遇，好像不言自明：我需要你照顾，你也需要。
3月23日，新泾三村附近的菜市场人们在买菜。本文图片（特殊标注除外）澎湃新闻记者伍惠源
物业“大侠”
有一段时间，谁也不敢完全确定，明天还能买到菜。
我家社区居委会的志愿者找到了一个买菜的渠道。他们也许感到“机不可失”，一下子进得太多了；眼看容易失去水分的叶菜都卖不出去，我爸去居委会门口买菜，志愿者们会“隆重”地对他说，谢谢。
彼时，还是3月底，浦东的各小区已经封控，但可以在小区内自由活动。
3月31日，宝山区聚丰园路的居民在封控前的几小时补填物资，此时大部分商店已被清空和关闭。
4月，小区里有阳性病例，大家已经“足不出户”。于是，我妈学会了在厨房里发绿豆芽——一小捧豆子，迅速地发一大簇。这让她感到安全。
疫情正快速改变人际关系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住在浦西一小区，业主们在疫情之中，与之前多有不满的物业和好了，有的姑娘喊物业经理“大侠”。
这位物业经理朱嵘对我说，自己从前没做过菜，也没进过菜场，他对蔬菜没有概念，以为那是他父母的事——但是，4月1日，位于浦西的小区开始封控那天，他还是拿着物业的钥匙，打开小区里一家超市的门，把仓库里一箱一箱的*瓜和番茄往外搬。
朱嵘受访者供图
和他一起干活的，只有小区里的一个白领姐姐邢莉，和几个物业员工。
他们先笨拙地研究了一番如何制作蔬菜包：单个人往塑料袋里依次序塞六种蔬菜，很慢；流水线似地传递塑料袋，一人负责一种，也容易在传递的路上因为各种原因断了，其他人干看着。最终分成两组，一人扯袋，一人往里填负责的几种蔬菜，这样做出的蔬菜包，当然有的量多些，有的少些。但是，不会有什么人再抱怨。
巨量蔬菜原本是老板囤积着，预备在小区封控之后卖给居民的。
老板在4月1日这一天发现，经营场所暂停，店面不允许营业——他本人也被封在了家里。朱嵘和他商量，他们做的蔬菜包价格要很便宜，不能赢利。老板也答应。
4月1日凌晨，上海宝山区聚丰园路的海鲜商户整理店内准备封店。大多数店主不愿意走，但最终在城管的敦促下闭店离开。
小区是今年3月11日第一次封的，头一天才深夜通知；第二天，朱嵘帮着组织业主做核酸，有人说家里没菜。朱嵘眼疾手快地“占领”小区对面的一家小店，让老板制作三百个蔬菜包。那天，小店里储备不够，老板还赶忙运来一车。这算朱嵘在疫情初期的“小试牛刀”。
那天中午，朱嵘吃的是泡面，平时他都点外卖的。可那会儿，很多店也关停了。“有业主点成功过（外卖）。”时间间隔大约是，下午一点下单，傍晚才能送到。
在疫情以前，朱嵘所在的物业长期为小区绿化等等的琐事和业委会拉锯。业委会嫌弃物业请的绿化养护公司不行，把一棵开花的小树修剪秃了——朱嵘分辩说，养护公司已经换了。但是，他们在业主们眼里的形象还是不佳。
4月的封锁开始了。朱嵘收到居委会发来的附近几个小区“保供单位”的对接电话，那电话打不通。
朱嵘到处打听，找到一个私人的号，试了几试，也总是占线。这号码能搜着
物业的形象自此大幅改善。不仅朱嵘“抢菜”凶猛，而且物业员工成了非常稀缺的人员。小区里检测出阳性人员以后，朱嵘决定不再使用业主志愿者。在岗的物业员工三十七人，照顾一千多户居民。这些人要在门岗查看小区进出人员的身份和健康码，要维持核酸秩序，还要搬运小区居民的快递。
还是他的业主朋友维护他，劝说一些找渠道团购的“团长”少买东西。物业没有那么多人手。
邢莉自己组织过几次团购。一次团购水果，发出去半小时，接龙了多单。她说自己“吓坏了”——不仅份水果重量可观，而且很多商家缺少人力，不再为“团购”的居民分拣。前一天，小区团购一批鸡蛋，最后着实无法操作，几个楼组长下楼去帮物业一起分，干到半夜。
邢莉取消了水果团购。
小区里有人弄了个略“高端”的团购，里面有“肉蛋奶”，还有咖啡、蛋糕卷儿……也是成箱地直接运来小区，需要物业手动分拣。邢莉觉得，这样太折腾物业。
可是，“高端团”的“团长”也很委屈。他对我说，如果能给他弄一个excel表格，告诉他，有多少个渠道卖货，分别如何，也许他可以更理性，但在各种“手慢则无”的经验之下，小区又有那么多需要“肉蛋奶”的居民——又怎么舍得不要？
独居老人在“老年社区”
4月1日，凌晨6点整，晨光熹微之间，我在生鲜平台为我的朋友“抢”到三个番茄、一棵卷心菜、一份生菜和一棵有机圆白菜。
我惬意睡去，模糊地想象着，她会高兴得雀跃、会因为这些食物而更爱我——两个多小时后，我再醒来，为自己家“抢”。这次没有“抢”着。
我和朋友两岁就认识了。她现在一个人住，养了只猫。她的猫仿佛只喜欢自己的同类，分外怕人，每次看到我都飞快溜进床底。疫情之中，朋友邀我视频聊天，一边把猫摁住。我总算睹到猫的真容。
有一阵，我俩都“抢”不到菜，她想安慰我：“我冰箱里还有几个墨鱼子，你要不要？”
“我帮你抢菜吧。你家里有老人。”
过了几天，她又说：“我发现了一个跑腿APP。”
现行*策是小区“只进不出”，而即便可以传递她的墨鱼子，我也不好意思总麻烦有限的快递员和社区志愿者。有几个夜晚，我好不容易抢到几瓶喜欢的饮料，又很快取消了，感到占用其他人买到必需品的机会。真是好一番心理斗争。
我朋友的小区也在“团购”，争论什么是“必需品”。朋友哀怨着：“怎么蛋糕不算是必需品了？”只有我知道，她的生日就要到了。
朋友家的下水管道也堵住，目前半通不通的样子，也无法修。
还有许多比修水管更紧急的事，出现在我家这一片老龄化严重的社区。
4月5日，与我住同一个街道的志愿者张辉敲开他小区一户人家的门，到别人的厨房里去，观察窗户对面的阳台。
“幸好啊。”张辉说，阳台的推拉窗没有闭紧，开着一条缝。他折回自己家去，拿来一根平时带去野河边钓鱼用的鱼竿。
这户人家和对面的阳台都是四楼。张辉说，自己并没有怎么想；也许是带着一丝对面窗户开着的庆幸，他用鱼竿挑开窗，捡来一个别家刚拆下的雨棚，在十米高空架起一座“桥”，爬进对面的阳台。他看见，那家的老人跌坐在地。
这是一户独居老人。这一天，居委会收到一批捐助的菜，张辉给老年人送去，他敲门，里面人答应着，但不给开门，也不接电话。
张辉把老人扶上床去休息。志愿者们再联系上老人的子女，问到需要的药物，小区里匀出了一些来；老人那天不能行走，第二天有些好转了。
这大约是这个小区封闭的第十七天。在张辉印象里，小区3月19日查出第一例阳性，随即转运阳性人员与其密接，整个小区封锁起来。张辉从那时开始当志愿者，一路在忧愁着，上哪儿买防护物资。
他记得，到3月底，*策明确为出一个阳性病例，封一栋楼。病例越来越多，一轮核酸过去，次日上午清点要封控的居民楼——要封几十个门洞。生活物资堆在楼前，让楼长出来拿。
能出来干活儿的志愿者越来越少。一两千户人家的小区，发展到后来只能出来二十几人。
张辉楼里有一户住了几个租客，最近查出阳性，4月8日晚，与我打电话时，一个租客接走了，另一个等待着，在群里说自己发烧得很厉害。邻居们把家里各种药品堆在那姑娘的门口。
小区志愿者说，一天后，姑娘基本退烧。4月12日，我获悉她还在等待转运。
许多吃饭“大事”与琐碎小事，都需要邻里的支援。我有另一个同事，她住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“原拆原建”楼里。楼有二十多层高，一层十二户——其中，有一些是几十年的老邻居，因为地段好，又住进很多新人。
楼里有一个活跃的志愿者王晓洁，她告诉我同事，自己在3月底来老板家讨论工作，走晚一些，就被封在楼里。
楼里的年轻人们很快弄了张人员情况表，把各家情况和困难梳理出来——
四楼有一对母子，五六十岁的儿子陪八十多岁的母亲。有一天，这户人家没有吃的。楼里凑了一点，给他们送去。
六楼有一个独居老人，不会做饭，而且有一点儿糊涂，左右邻居每天给他做饭。
十六楼的老人耳聋，需要极大力地拍门。有一天，他给自己在外住的女儿打电话，他说，煤气坏了。王晓洁上门去看，原来是煤气灶需要更换电池，她在楼群里攒了一节匹配的型号，给灶装上。
老人一直不明白，小区封控是怎么回事。
事后，他又给女儿打电话，告诉她：“煤气公司的人上门来了。修好了。”
合租“打工人”相依为命
很多在沪打工合租的室友，在疫情下“相依为命”。
“我年纪比老何大一些。老何应该管我叫哥。”4月7日，老谷在电话里对我说。
他是我实习时做调研接触到的一名快递员。老谷接着说，做物流的人，总会自然地聚到一起，讨论哪个平台好、哪个平台不好；哪些单最好不接，比较“坑”；他们总会“交流经验”。老古说话的时候，老何的声音在电话的背景音里，不断地附和着、提示着。
他俩就像彼此的回声。
老谷与老何，目前“蜗居”在上海市松江区一个物流园区的宿舍，同宿舍的，多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员们。这地方过于拥挤了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，床挨着床，拖鞋都混着穿。
他们一度“脱离苦海”，出去两人合租。3月中旬，他俩出门跑快递，回来看见小区封了。一时无处安身，他们无奈地回到了物流园区里群租的宿舍。
3月23日，一名市民囤了饮用水往家里运。
自从4月浦西封控以来，“我又变回‘大神’了。”老何笑起来。
他俩是在工厂流水线上认识的，当时一起做装配螺丝的活计。那份工作，既无聊，又不能走神。老何有天没有睡好，第二天一个螺丝没有装上，领班说了他。老古安慰着老何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
老谷是径直从河南老家到上海来打工的，他要挣钱，养活家乡的一家人。
老何是四川人，也有家室，之前他在广东打工，听人介绍，“转场”来了上海——他到上海郊区一看，房租便宜，外卖也便宜，痛快地当过几个月“大神”。但他也想挣钱养家，还是进了厂，认识了老古。
厂不久搬走了。老谷听说，跑快递挣钱，和老何一起去干。
有一段时间，他俩跑同城“闪送”，骑着电瓶车，打开开语音导航，满城飞奔。跨江的时候，就推车上轮渡，吹*浦江上的风。
老谷的追求是每月挣元钱：“我是我们家的希望啊！”
4月，物流园区封了。他们懊恼着，躺在床上，终日地玩手机，活脱脱两位“大神”。这栋楼里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们，钱都给楼下的小卖部，一开始，小店里还有速冻水饺，老板代为煮熟；后来，只剩下方便面，他们开始消耗最后几包老坛酸菜面。
老何属于手停口停，一星期不跑快递，已经身无分文。4月7日，老谷剩下最后两包方便面。他决定分老何一包。
也有的打工者因为疫情而着实忙碌了几天。3月下旬，王强有时上午忙完，直接在车里入睡。他是为一家大型商超服务的夜班货车司机，他回忆，当时在上海浦西，缘于4月起将全面“封控”的消息，很多超市出现抢购，总是缺货。原本一晚只运几十箱货，这时候，要加运到一二百箱——重型货车不准上高架，由郊区的仓库到市区超市，要跑很久。他总是在货车上播放忧郁的歌。
3月23日，天山西路附近的一封控小区门前，志愿者在搬运蔬菜和物资。
他有一次卸货，听保安说，有一个超市的外卖小哥检出阳性。王强吓得赶紧卸货跑路，怕被封在里面。
现在，他和室友一起在阳台上做饭。两人一起住在一间郊区“豪宅”，三层楼，十几个房间，住着三十多个住客，房租便宜，男人们只是苦恼没有烟抽。王强希冀着，等“放出来”，要想办法，找一个女朋友。他快三十岁了，为了工作，总是昼伏夜出，没有机会认识姑娘。
王强的室友从前也是跑运输的，有一阵想挣“快钱”，当了一个婚介公司的销售。
室友隔离在家，仍勤奋工作，在网上找客户、推销婚介服务：“但是，他们对于交友丝毫提不起兴趣，绝大多数都在和我聊物资、聊抢菜，聊疫情……”有一位男客户，担心收入减少，更怕失去工作，他自觉地关闭了对话框：“担心没钱，还怎么（推销服务）？”
王强和室友的午饭。受访者供图
打工者们各有盼望。有的想留在上海，有的想南下广东，有的想回老家。也许等到疫情结束，他们会找到其他住处，找到别的出路，彼此相隔很远，难见一面。
上海这城市太大，平素选择太多。即便是长居此地的我，有时也很害怕，多走过几条马路，就把朋友丢了。
但是，也许并不至于。请你看，我和我的朋友平时那么忙，有时候半年都不联系，可是，真的出一点事，我们想到的不还是：来照顾你，来保护你？
（文中王晓洁、老谷、老何与王强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