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帅的家风
朱德在疆场上，是位叱咤风云的三军元帅，铁马金戈，南征北战，以严于治军和爱兵如子而闻名天下;而在家庭生活中，他清廉谈泊，勤俭持家，尊老爱幼、严慈相济，为革命家庭树立了一代新风。
“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”
朱德的生活非常简朴，无论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建国以后，始终如此，并且一贯倡导勤俭持家。他常教育子女说:“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，只有增产节约才能变得富强起来。光增产，不节约，等于没有增产。勤俭，勤俭，勤就是增产，俭就是节约，二者不可分嘛。”只要谈到勤俭，他总是兴致勃勃。有一次，他向孙子们讲起自已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，全家人终年劳累，种的稻谷都交了租、纳了税，只好整年吃豌豆饭、菜饭、红薯饭、杂粮饭，偶尔才在高梁里掺上些米和豆子。劳动非常繁重，每天中午才能吃上一顿干的，还总是先让男人吃饱，因为他们要下田干活，剩下的才是妇女的饭。家里穷的连盐巴都得省着吃，菜用白水煮的，桌上放一只碗，里面放一点盐巴或盐水，夹一点菜在盐巴上擦擦或在盐水里蘸蘸，用来下饭。
孙子们听了朱德这种辛酸的回忆，觉得新奇，一个个睁大眼睛，一边倾听，一边在思索，就像涓涓的清泉滴入了心田。从一个忍饥挨饿的农民的儿子到共和国元帅，爷爷是一步步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艰辛道路啊!孙子们渐渐地懂得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生活，竟是那样悲惨，而今天的生活真是幸福。
如果不节约、不勤俭就太不应该了。今天，即使吃点苦，要同爷爷小时候比起来，又算得什么呢?爷爷常说的“一天省一把，十年买匹马”的谚语和“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”的故事，深深地印在孙辈们的脑子里。
朱德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中，同战土吃的一样，穿的一样。一件破棉袄补了又补，一穿就是三年五载，也不让换新的。全国胜利以后，他把艰苦朴家的作风带进了北京城。当他看到群众的生活和部队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时，非常高兴。他早在建国初期就明确指示:“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，在于改善人民生活，增进人民福利。“但他却处处严于律已，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，穿的衣服从不讲究，几身较好的衣服，都是接见外宾和外出时穿的，回到家里就换上了旧衣服。内衣的领子、抽口磨破了，就请工作人员补补，继续穿用。他的儿媳会做针线活，每次到京看望他老人家时，都要阳他缝缝补补。有年春天换季时，康大姐看到他的衣服实在太旧了，没有一件合身的，怕他受凉感冒，想为他做件新的。可他还是那句老话:“把衣服补补，还可以穿嘛!”工作人员为康大姐帮腔说:“您老人家的衣服大破了，不能再补了。”他却说:“不能再补，可以两件拼一件嘛!”他有件村衣，就是两件拼成一件的。他用过的浴巾、毛巾，上面磨出了许多洞，也含不得丢掉。
朱德的饮食非常简单。革命胜利后，每顿饭都是一小碗米饭，一盘素菜，一盘有几片肉的荤菜，一小碗汤。他一贯主张少吃肉，说肉吃多了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。他对炊事员说：“在旧社会我们这些人都是吃野菜、红薯，南瓜长大的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可不能忘记过去啊!”他再三叮咛，一定不能超过国家的供应标准。每月他都亲自检查伙食帐，为的是不要超过供应标准。
朱德吃的青菜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大部分是自己种的，他自己开辟了一个小菜园，同康克清一起在工余时间劳作。同时，也把这个小菜园当作教育子孙的小课堂。常常星期天一大早，朱德和康克清就把孙子们叫到跟前，拿来小锄头、水桶等工具，带他们到小菜园里，教他们劳动。孙子们第一次扛起锄头，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，就像大人一样可以干活了，很高兴，朱德给他们作示范，告诉他们怎样刨坑，怎样点种，怎样施肥，怎样浇水，孙子们学着样子，七手八脚忙起来，锄头握在朱德手里轻巧灵活，创出来的坑，一样大小，一样深浅，坑与坑之间的距离又那样匀称，锄头到了孙子们的手里，用起来总觉得不便当，刨的坑大小不一，深浅不均，距离有远有近，横竖不成行，像是满天星斗，干上一会儿，个个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朱德见孙子们感到累了，想休息一下，就把他们叫到身边说:“干活不要怕累，农民伯伯每天在地里劳动，不累吗?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劳动创造的，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，如果怕苦怕累，不养成劳动的习惯，怎样为人民服务呢?现在不劳动，就会脱离人民。要向工人、农民伯伯学习，热爱劳动!”他们听明了道理，又愉快地参加劳动。
孙子们最喜欢跟朱德到菜园子里摘菜。朱德种的莴笋、豆角、黄瓜、茄子，样样喜人，特别是西红柿长得格外硕大。有一年，他种的冬瓜，长到七十多斤。朱德为什么要自己种菜呢?难道党中央的副主席、共和国的元帅还没有菜吃吗?当然不是。他说:“这样做，好处太多了，既不会丢掉劳动习惯，又可休息脑子，锻炼身体，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参加劳动的好处这么多，何乐而不为呢?”朱德一生不脱离劳动，为子孙后代作出了榜样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热爱劳动的种子。
还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朱德就和康大姐养成了一种习惯: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隔几天就要挖回一些野菜来。建国后，虽然住进了北京城，两位老人还是保持着这种习惯，似乎吃野菜成了他们的一种特殊嗜好。朱德到了晚年弯腰虽然不那么灵便了，有时还带着孙子们去挖野菜。他用手杖指点着，告诉他们哪些是可以吃的野菜。挖野菜时，他时常叨念着:“野菜是当年的救命菜、革命菜呀!常吃它，忘不了过去。”
年前后，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，再加上工作中“左”的错误和苏联趁机卡我们的脖子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出现了暂时的困难。朱德的几个小孙子还都是不甚懂事的小学生。一个星期天，天气晴朗，朱德和康大姐散步回来，带回许多野菜。朱德高兴地说:“今天给孩子们会顿餐。”吃饭时，孙子们看到桌上多了儿盘菜，高兴极了，可一吃到嘴里就伸舌头，说:“这是什么菜?又苦又涩，多难吃啊!”康克清指给他们说:“这叫苦菜，这叫马齿苋，这叫野苋菜.....现在国家遇到了困难，人民生活很苦能有这样的野菜吃就不错了。朱德接过话茬说:“这菜是有点苦，但在野菜里是最好吃的哩!”长征时，我们连这样的野菜也吃不到啊!有多少好同志，因为没有东西吃，牺牲在草地上了.....”的确，不能小看野菜，在长征路上，它为红军北上抗日，曾立下过一份功劳。在贫穷的旧中国，又有多少穷人是靠着野菜才活下来。朱德是永远不会忘记这革命菜、活命菜的。
“不要搞特殊化”
“不要搞特殊化!”这是朱德教育子孙的一句名言。他说到做到，言传身教。朱德在革命战争中，创立的丰功伟绩，光照史册。但他功高不居，德高不显，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约束自己，毫不特殊。徐特立曾说:“他的作风，他的一切生活，完全不像一个率领百万军队的总司令。只像一个普通的兵。他遵守一切普通兵所应遵守的军纪，对于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，他是遵守的模范。同时，他也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，遵守人民代表所制定的地方法令。”朱德是总司令，又是普通一兵;是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又是普通劳动者。他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寓伟大于平凡之中，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。在战争年代里，他是千军万马的统帅，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，而在危险关头。他又身先士率，带头冲锋陷阵;在平时，他和战士一起谈心，一起打球，一起劳动，一起过组织生活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战争年代里，人民群众看着他那朴实无华、平易谦恭的身影，不只一次地错把他当作“炊事员”，当作一个“老兵”，而一旦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。都惊讶万分:“他，他就是朱总司令!”钦佩与拥戴之情油然而生。
朱德常常教育子孙:“水远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群众的一-员，不要滋长一点特殊化的思想。“在延安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其他共中央领导人去看戏，朱德的儿子朱琦也跟着去了。当时的延安，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困难，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，还是辆救护车。戏散场后，朱琦上了车，因为车小人多朱德就让他下去了。可是回到杨家岭，大家一下车，朱琦也到了，原来他是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回来的。本来汽车外面的踏板，是警卫员站的地方，朱琦站着回来了，警卫员只好走着回来。朱德知道后，非常生气，狠批评了朱琦一通。他认为这不是件小事，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。他说:“你知道吗?那是卫士的岗位，他的责任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。警卫人员没有跟着回来，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?”批评得朱琦哑口无言，直到承认了错误，保证今后再不特殊，才算了事。
“毫不特殊，做一个普通劳动者!”朱琦把父亲的教导铭刻在心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许多同他在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，多少年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。
年8月，朱琦和妻子赵力平在河北省阜平县参加土改，随着中央机关土改工作组去西柏坡，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当时，正值战略决战的前夕，三大战役即将开始。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，一部分原在部队工作的同志，要转到地方去参加经济建设，朱琦夫妇也在内。朱琦见到父亲后，说:“这次回部队后，我们将要调到地方工作。”朱德关心地问他:“去做什么工作?”朱琦说:“可能到铁路部门。因为交通要迅速恢复，那里需要人。”朱德意味深长地说:“是啊!现在革命形势很好，天津，北平就要解放了。你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转到地方工作，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。”朱琦和赵力平都点头，表示一定服从组织决定。朱德还叮咛说:“你们在部队干了多年，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，到地方就不同了，一切都是生疏的。到了地方一定要下到基层去，从头学起。”遵照父亲的教导，朱琦转到石家庄铁路局后，一头扎到基层，拜工人为师，当了火车司机。为支援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，在铁路线上来回奔跑，一干就是五年。谁会想到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呢？
朱德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。他的女儿朱敏年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大学里当教员时，他立即让她搬到学校里去住。女儿告诉他学校的家属宿舍还未盖好。朱德慈祥地对她说:“就先住集体宿舍，那样更能接近群众。住在我这儿对你没有什么好处，只会使你脱离群众，滋长优越感。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，要学会独立生活，要和群众在一起，要能吃苦。“听了父亲的话，朱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住就是4年。直到年才搬进分配给她的宿舍。谁能想到，这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朱德有个孙子，一直记得他第一天上学时爷爷对他的教育。那是年，他刚满七岁。开学那天，他和刚上学的小学生一样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背上书包，笑啊、跳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知道学校离家较远，满以为爷爷定会用汽车送他去上学。走出门去，完全出平他的预料，等着他的不是爷爷的汽车，而是一辆三轮儿童车。他就嚷嚷起来:“这不是四个轮子的呀!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。”朱德听后，走过来和蔼地对他说:“你问问王伯伯，他像你这样大，坐过汽车吗?”蹬三轮的老王笑笑说:“别说汽车了，就连这轮车也没坐过呀!在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包车，光着脚跑遍了北京城，可还混不饱肚子呢!“朱德摸着孙子的头，微微弯下腰问他:“你要坐小汽车，别的孩子也坐小汽车，你想想那要浪费多少汽油啊!你今天坐，明天坐，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?”小孙子低下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朱德拍拍他的头说:“爷爷像你这么大时，早就下地干活，帮家里劳动了，你们多幸福啊!可不能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变成个小泥鳅，全身挺滑，总想钻到泥里睡大觉。”孙子听到这里笑了，周围的人也笑了。然后，孙子高高兴兴坐上儿童车上学去了。
朱德对家里的所有孩子无一例外，一律不准坐自己的汽车上学或外出。对孙子是这样，对子女也是这样。有时，女儿有事回学校太晚了，或身体不好，非需要用车不可时，朱德也一再叮咛秘书照付汽油费。这是为什么?他说:“第一，汽车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，你们无权坐，第二，现在权一般家庭还没有小汽车，你们常坐，就会觉得比别人特殊。特殊化可要不得的。“在朱德看来，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，那就是变质的开端。
小孙子们读书读到小学二年级时，朱德就让他们坐公共汽车去上学。当他们念到小学高年级时，又要求他们周未回家，不坐公共汽车，自己走回来。他对孩子们说:“你们能不能锻炼自己走回来呢!走路好处太多了，可减少公共汽车的拥挤，可以锻炼身体，还可以熟悉道路。我初到德国时，连话都听不懂，坐车没法子买票，问路也没法问。我出门干脆走路，口袋里装张柏林地图，按照地图走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我熟悉了柏林的街道，以后办事也方便了。”朱德在一生中走过多少路，那是无法计算的。从四川到云南上讲武堂，是走去的；从云南到四川参加护国讨袁战争，是走去的；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，是走去的；两万五千里长征，是走过来的；八年抗战，也是走过来.....新中国成立
后，他迈开双脚，又走遍祖国大地，除了西藏和台湾外，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孙子们听了爷爷关于走路的道理，决心学习爷爷的榜样，练出一双铁脚板。从那以后，都坚持星期六步行回家，星期日下午再步行返校。
年，国家经济生活进入困难时期，就是北京城里的学校.伙食也很差。粗粮很多，三天两头吃红薯面窝窝头。孙子们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，高高兴兴回家来，也得按照爷爷立下的规矩，一律到大食堂去吃饭，还一再被叮咛不得超过自己的粮食定量。这个不准，那个不准，孙子们听了，很不痛快，在背后小声嘀咕着:一个星期，才回来一天，家人团聚团聚，吃点好的，有什么不可以呢?孙子们的这些要求，要说也不算过份，他们毕竟是孩子呀!可是，朱德知道了，却认真起来，耐心地对他们说:“你们在家里吃饭，对你们思想没有什么好处。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，坐在一起吃，正是同大家接触的好机会。”“你们呀，可不能有特殊化的思想，应该向广大工农子女学习，生活要低标准，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打成一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