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篇纪实回忆录《母亲短暂的一生》之10弟弟
电影队到邻庄放映电影，母亲得知消息，和我们小孩子一样兴奋异常。识字不多，读不完整一页书的她，非常喜欢看电影。这是她唯一的纯娱乐活动，唯一一件“为自己”的事，还是利用晚饭后的时间，因为农村露天电影那时都是晚上放映。
父亲对于母亲的看电影，是“支持”的，唯一附加条件，或者说“硬性规定”，就是：必须把大小三个妹妹都带上。他是不哄小孩的。
在这个“霸王条款”约束下，母亲只能主动放弃很多稍微远一点村庄的电影，因为牵两个大妹妹，再抱一个小妹妹，还要自带板凳，即使有我这个小跟班，也是十分吃力的事，尤其，中途两个小妹妹都会睡着，母亲两只手根本没法把她俩弄回家。
这次，放映电影的庄子距离我家不过两里路，母亲实在不舍得放弃这次机会。因为电影只有一个月才能轮流放映一次。
母亲就跟父亲“好说好商量”，两个小妹妹睡着了，她想带9岁的大妹妹和我去看电影。一场电影演完，也就俩小时，估计妹妹不会醒。
不知为啥，父亲这次居然破例“开恩”，同意了母亲的请求。
母亲那个高兴劲儿啊，喜笑颜开啊，让我觉得她不像平时的她，不像那个中年人一般的大人了，和一群大姑娘小姑娘一起，她也仿佛变成了年轻人。
少小无知的我，不知道当时只有31岁的母亲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年轻人啊！
这是母亲第一次，没有怀抱孩子轻装上阵去看电影。
我们走到电影场，找个地方放下板凳，电影就开始“对帐子”，很多小孩的手在光束里晃动，白色屏幕上就影出许多只晃动的小手，和电影将要开演前的喧哗骚动。
放映员预报完今晚要上映的电影是《红色娘子军》和一个新闻纪录片。
短短的新闻纪录片放完，就开始放映正片。
电影开始，演员表刚出完，正聚精会神盯着电影屏幕的母亲，被庄上两个姑娘拽了一下胳膊：表婶儿，表叔叫你回去，小珍醒了。
小珍是我三妹。
母亲听了，笑着说：没事儿，我看完再回去。
其中一个姑娘望着母亲的脸，有点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表婶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表叔在发脾气，说你叫两个小孩儿扔屋里一个人来看电影。俺俩从你门口路过，表叔叫俺一定要找到你，把话儿给你捎到。赶紧回去吧。”
那姑娘的话，语气，和她脸上的同情表情，都好像在说：你当家的脾气啥样你还不知道，回去晚了别又跟吵架，砸缸摔东西……
母亲从那姑娘不放心的语气和表情，听出看出，不回去的后果，父亲的脾气她是知道的。
她也不敢不好、再坚持，叫人家传话儿人为难，于是答应着弯腰搬板凳，牵起二妹的手，把不愿回家的我，托付给她俩。
那时候，在电影光的映照下，我分明看到母亲眼睛、神情里，那种在两个姑娘面前“没意思”“没面子”的暗淡和失望，好像姑娘在嘲笑她：多丢人啊，连看一回电影，都还得被你老头儿管着。
母亲把长板凳扛到肩上，一手牵二妹的手，一副无奈的神情，离开电影场，走入幽暗的夜色里。
回家后，母亲肯定是被父亲一顿吵，这是我根据父亲从来听不得小孩哭闹的性情推测的，更不说让他独自看护一个哭闹不止的小孩儿。
但电影散场，跟随那两个姑娘和众人回到家，父母都睡了。
困顿的我也很快入睡了。我没有亲眼看见母亲挨吵的场景。但是母亲离开电影场时那失落无奈的表情，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至今无法忘记。
麦收的时候。
在生产队干了一天活的父母亲，回到屋里，父亲烧火，母亲和面擀面条，做了红苋菜汤面条，了是一家七口的晚饭。
一家人或坐或蹲在门口吃饭，一边听着门上头挂着的广播匣子里的广播。
新闻转播完了，忽然，听到广播员在播送一个寻人广播。
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省广播电台的插播广告。
母亲饶有兴趣，边吃饭边对父亲说：“省广播电台，还播这啊？咱早没听说。不知道广播这得多少钱？咱能广播啵？要是也能给咱广播广播，他舅说不定能听到。”
父亲知道，这条广告，又触动了母亲埋藏在心底的心事，她又想念她心心念念的弟弟了。
父亲说：“明个儿闲了写信问问，看收多少钱，咱寻常百姓能广播啵。”
父亲嘴里的明个儿，不是真的“明天”。但拖延到麦罢，种完豆子等晚秋庄稼，父亲真的给省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，询问播个寻人启事收费多少钱？普通老百姓能播不？并把母亲弟弟的情况都详细写了。
省电台的回信来了，答复是肯定的，并说母亲弟弟情况可以播出，收费一条20块钱，播一次。
母亲听父亲告知信里的答复，欣喜难抑，好像弟弟的归来，指日可待一样！
父亲说：小麦除了口粮，卖了还有好多指望，腾挪不出20块钱了。等秋里稻子下来，卖了，咱就去登广播，试试看，能找到啵？找到找不到，也了了你一桩心事。
自己家里情况，母亲十分清楚，父亲兜里常年揣十块钱的时候，也就是卖麦卖稻子的当天，没有隔夜钱，就都被人追着还账，或派上别的用场了。
二十块钱，就要卖掉快三百斤小麦。家里不多的小麦，还没卖，钱都排上了指望。
母亲把一切希望，都寄托在几个月后的秋收。
到那时，登了广播，久别多年的弟弟，就会失而复得，就能姐弟团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就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孤儿，而是有“亲人”的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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